红军后人谈父辈——崇 高 的 品 德（张家康）

在解放初期，没有马尔康县城，现在的县城所在地是一片滥河滩，河滩边上大概是现在的阿坝州邮电局处是当时的马尔康寺庙所在地，寺庙边上有卓克基土司索观赢的小官寨，寺庙和官寨周围又有当时走贩枪支、盐米的商贩用帐篷搭建的集市，其余都是乱草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街道。

我父亲张子宜，又名张传义，老家在四川省宣汉县，生于1893年12月。1936年7月，红军撤离金川北上时，红33军军长王维舟找张子宜彻夜长谈，要求他留下医治照料大量因病因伤不能跟随大部队北上的红军战士。从此，他与部队分别，留在了绥境（现在的金川县）。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反动统治阶级返回绥靖，疯狂镇压和屠杀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革命人士和红军伤病员。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张子宜离开绥靖辗转到了内地。在重庆找到大儿子，得知家中情况，但身为缉拿对象，有家难回，飘流于万县、成都、新都等地，以行医、当雇员度日。1940年6月，谋到新都县府水利技士一职。稍后，张子宜同乡，也是早年习武时拜同一师门、兼有师兄之谊的廖炳文在靖化（金川）当县长，约他到靖化。1941年，张子宜再度来到靖化，在田赋管理处任名誉主任。此时与母亲再次成家，以医为业。在金川、丹巴一带行医。这些都是长大后听大人们和他自己有时候摆谈时才知道的。当时因为小只把这些当成故事，从未问过父亲是做什么的，他自己也从未讲过他是老红军，别人都叫他张医生，也很尊重他，所以我直到63年民族画报登了我父亲的事迹才知道他是老红军。

找他看病的人很多，曾给金川的舵巴子杜铁樵继母医治过疾病，大概在1948年，卓克基土司索观赢得病了，杜铁樵就介绍我父亲到马尔康给索观赢看病，治好他的病后，他就邀请我父亲到四土地区行医，所以我们全家搬到马尔康是在1948年。 当时由于没有房住，就借住在索观赢小官寨的马房里，父亲张子宜是一个很自信、坚强、不服输的人，对中医药学的追求也非常执著，慢慢在马房里建起了简单的中医诊所，从灌县请人背回了少量的药物，随着诊所的建立，病人越来越多，尤其是比较穷的病人不断增多，而父亲他又重看病轻收费，有钱就收一点，没钱就义务治病，这样一来，连家里的正常生活开支都难以维持，我们全家的生活开支全靠妈妈推豆腐卖的收入来支撑，由于药物奇缺，他就和药工一道上山采挖药材，自制药，来给病人治病。

父亲对待病人如同亲人一样。有一次，病人昏迷呕吐，父亲将其扶到床上，病人的呕吐物满床满身都是，又将自制药物喂给他服用，一点不嫌脏。见此情景，我很气愤，立即将病人扶下床，父亲阻止了我，责骂我道：“他都那么难受了，你还这样对待他，再说他也不了故意吐在床上的。床单脏了可以洗，人死了就不能再生。我们当郎中的应该把病人当作亲人一般。”病人止吐后，父亲又抓了很多药送给他，分文未取。还有一次，脚木足乡一位妇女应妇科病严重，又无钱医治。经人介绍来到我家说明了情况，父亲立即表示治病不要钱。经过两三个月的治疗，妇女的病终于治好了，回到家乡。因感激父亲，每年过年时，这位妇女都要来看望父亲，并送上土特产。

1981年春节前夕，其他医生回家过年，89岁的父亲一天内看了40多位病人，由于过度劳累，回到家后突发脑血栓。后一直一家休养，直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