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后人谈父辈——忆父亲(向军)

我父亲向荣,原名向忠吉,汉族,四川省通江县麻石区人,1933年参加红军,时年14岁,本书中已介绍了我父亲向荣参加红军的经历和大部份情况,所讲的经历和情况都是真实的,作为我是他的后代,根据父亲生前所讲的红军长征中的一些经历和后来的一些事情作一点补充,我父亲原名向忠吉(小名和尚),有兄弟二人,父亲哥哥,我们称为大伯,向志科(小名金狗),和父亲同时参加红军,大父亲3岁,参加红军的原因是大伯逃婚(旧时代大人给小孩定的娃娃亲,大伯长到17岁时,我的爷爷和奶奶又让我父亲接替,父亲年龄小也不同意)于1933年3月的一个黑夜,大伯向志科瞒着我爷爷、奶奶带着我父亲在通江县麻石区参加了红军,当时麻石区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反对不配婚姻,兄弟二人参加红军后,我爷爷始终没有办法。父亲和我大伯参加红军后就离开了通江麻石区,离开后,兄弟二人相互照顾,后来,由于红军编制,大伯编入了红二方面军,我父亲编入了红四方面军,弟兄二人分手后,从此就未见过面,红军长征胜利后,我父亲和大伯各自都以为一人在长征中牺牲了。解放后,二人都安了家,谁都不知谁还活着,等生活安定下来后,我父亲于1963年请马塘小学老师张玉民写信与通江县民政局联系,查找我大伯的下落,1963年9月我父亲收到了通江县县民政局信件,证明大伯还活着,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业管理局工作,担任干部,之前大伯以为我父亲牺牲了,写信问过通江县民政局和家乡麻石区,查找过父亲的下落,由于我父亲无文化,参加红军时年幼,把家乡的地址也忘了,只记得通江是他的家乡,所以到1963年才与通江县民政局联系上,知道大伯还活着。1964年我父亲前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找到了我大伯,兄弟二人相见了,后来大伯与我父亲经常通信联系,相互关照,直到去逝。我父亲和大伯参加红军后,爷爷奶奶很生气,不久二位老人相继去世,所以,老家也就只剩下我父亲和伯伯的隔房兄弟向志青了,父亲和大伯参加红军和到后来,一直没有回过老家。我父亲编入了红四方面军后,由于年龄小、无文化,先从事红军传令兵(现在的通信兵)。由于表现好,后来被提升为班长,红军长征途中,我父亲稍长些后,个头比较大,身体强壮,又经历了几次战斗,安排父亲担任了重机枪枪手,长征到达甘孜后,和红二方面军汇合,汇合后我父亲曾找过我大伯,但大伯不知在那个军团,所以未找到,红军在甘孜汇合休整几日后,迅速北上,在长征路过草地阿坝时,又是一场战斗,与地方武装势力较加的骑兵展开了一场恶战,红军由于长途行军,疲劳、缺吃、生病、饥饿,在战斗中红军寡不敌众。伤亡较大,我父亲在此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负伤后,也随部队前进,但由于伤痛、劳累和饥饿,父亲不能随部队前行,当时合计30多名红军战士留下来留后,很多战友都由于伤重而牺牲了,剩余的各自想办法都走散了。1936年6月我父亲由于伤势过重留在了阿坝,留下后,无医药治伤,又缺吃少穿,受伤处溃烂生蛆,处于死亡的边缘,是好心的牧民马承义、王三妹夫妇在放牧中见到了父亲,他们看见父亲奄奄一息,很可怜,就救了父亲,也没有让当地的人知道,在救父亲之前,马承义、三王妹夫妇还救了另两名红军,一名女红军。(后来我父亲讲,当时红军路过草地阿坝时,跟敌作战的红军缺衣缺吃,加上劳累、风寒、缺医少药,红军战士伤亡无数,遍地尸体,很惨状)。马承义、王三妹夫妇救了父亲后,给予了漠大的关心和照顾,并用自制的草药给父亲洗伤治伤,父亲才得以生还。当时由于地方反动武装势力强,敌骑兵对红军紧追不舍,乱杀红军,清理所留下的红军,所谓洗汉(也叫红军霉老二)。马承义夫妇也很担心父亲和另两名红军暴露,关系到性命,安排父亲和另外两名红军处理好自己的事,(父亲讲,女红军是巴中人,名字不知道,因马承义收留女红军时有一子,给女红军改名叫如格叶,女红军的孩子改名叫马国民。现马国民还活着,马承义、王三妹的后代居住在马尔康镇查北村四组大郎足沟)。东躲西藏,怕清理出来后,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要求把所有的红军衣服、证件全部烧掉,避免查获抓住,这样才躲过了敌人的清理和追杀。在马承义夫妇的精心照料下,父亲的枪伤基本治愈,父亲准备前行找部队,但部队远离阿坝不知去向,父亲无办法,也找不到红军队伍,后来打算回老家,茫茫草原,往哪里去,路又不熟,草地泥潭又多,敌人又追杀,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马承义夫妇劝告父亲留下来,等待时机,有机会再回老家,这样父亲又和女红军如格叶和她的孩子都随马承义夫妇生活了一段时间,不久后,阿坝土官华尔功臣烈的母亲不幸病逝,华的母亲在病逝前对华留下了遗言,三年内不准在华管辖的区域内乱杀生,要求华下令一月内把凡在阿坝华管辖的区域内的伤病红军赶出去,如不按规定,违者杀。为了逃生,也是机会,我父亲讲,有一线生机,就有一定的生存希望,就这样,我父亲告别了马承义夫妇,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后,以讨口为生走出了阿坝,到了下阿坝,又因人生地不熟,讨饭很困难,在讨饭过程中,走进了一家富裕人家门前,因我父亲个子高大,回族大商人在给我父亲食物时看了看他,就要父亲帮他做驮脚生意(用牛背或马背驮东西做交通工具往来于内地与藏区赚地区间的货价差),从下阿坝到灌县来回需一月时间,在帮回族大商人期间父亲讲,由于他的名字向忠吉不好听,后来由杨姓回族大商人给我父亲取名改为向荣,所以有了我父亲“向荣”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直用到他去逝。在帮杨期间,我父亲驮脚吃了很多苦,从1938年至1942年一直帮杨,父亲在杨家确实不想干了,想离开杨家,经杨介绍又帮藏族地主登灯打工,同样吃尽了苦头,至1945年,在帮杨、登两家中,只能供吃,工钱分文未拿到,父亲在十分生气和无赖的情况下,离开了登灯家,又靠讨口为生准备回老家,一路艰辛,从下阿坝走到红原,又从红原一路讨口到了马塘,准备翻越鹧鸪山回老家去,但身上无分文,又无食物,被逼无奈时,在马塘讨口时认识了商人路子禾,认识商人路子禾后,为了挣一些银两,好回老家,路子禾看重了父亲的诚实,当时他也需要像父亲这样的人做他的帮工,父亲答应后,就开始给路子禾做帮工,商人路子禾对他的帮工一视同仁,在生活和各方面都关心他们,每月工资照发,我父亲讲,帮路子禾商人不受欺,既能吃饱饭,工钱又准时拿,从此就一直帮商人路子禾到1949年,父亲还是想回老家,路子禾很关心他,当时父亲年岁大,没有安家,商人路子禾托他的朋友给父亲介绍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和婆婆是小金人,婆婆又嫁到了理县,公公去逝后,婆婆带着我母亲到了马塘,家境贫寒,靠割卖马草为生,很穷,经商人路子禾和帮工们的帮助和救济,我父亲与母亲于1950年结婚,并安家立业,脱离了以帮人为生的生活,定居于马塘,在马塘成立农村合作社互助组时,父亲与母亲入社当了农民。1950年秋,西南军区开始进军阿坝州,解放阿坝,当时部队需要通司(翻译)父亲汉语讲得好,在阿坝留落和帮人期间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藏语(草地话),在帮商人路子禾时又学会了本地藏语(嘉绒语),西南部队在马塘住营期间了解到了父亲和一批懂藏语的人,就让父亲等一批人员随部队当通司,1950年至1954年父亲先后在解放阿坝时给部队首长孙洪道、解放黑水时给部队首长郭林祥当通司。阿坝、黑水两大战役胜利后,父亲又回到了马塘,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于1956年开始担任马塘合作社社长、高级社长、村长至1985年。期间,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打击和迫害,诬蔑他是“特务”、“假红军”、“叛徒红军”等罪名,文革十多年间,这些罪名给我的父母亲在心灵上的打击太大了,在心灵上留下了不可治愈的创伤,在那些情况下,父亲始终相信党和人民,他讲事情终久会解决的,他以坚强的意志活了下来,文革中,我们当子女的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我的大姐在读威州师范校时,正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受到伤害,不愿受辱,于是跳河自尽,姐姐的去世给了我父母亲更大的打击和伤害,也给我们后代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父亲要求给平反洗去他的不明不白罪名,父亲先后找了马尔康县有关部门和上级组织要求澄清事实,先后去信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业管理局的伯伯向志科,后来通江县民政局、公安局证明来涵,给父亲的历史作了公正的证明,于1980年根据马尔康县有关部门的证实,给予了我父亲高度的评价,恢复了红军名誉,并根据有关政策,落实了流落红军待遇。我父亲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92年病逝于马塘。

       我的父亲,是一位英勇的红军战士,一生光明磊落,在战争年代,他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不怕流血,为革命的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在和平年代,在担任村干部中,热爱集体,勤勤恳恳,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团结同志,关心群众,爱护集体利益,无私奉公,廉洁自律。为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和事业发展奉献了他的一生,在教育子女上,他很严格,要求子女做人要踏实诚恳,做人要干净,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向好的方面学习和进步,在生活上要艰苦奋斗,常常用“勤俭节约要学会,不怕苦和累”鼓励和教育我们。我父亲一生是个勤劳诚实的人,在生活各方面困难期间,我们姐妹弟兄多,他从不宣扬他的荣誉,教育子女长大成人后,要自食其力,不要向上级组织提出困难和要求,更不准以他是红军的名誉去找上级组织的麻烦和提出其他特殊要求。我的父亲一生清白,为人正直,做事公道,公私分明,勤劳奋发,他为革命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成绩和贡献,奉献了他的一生,他为他的后代的教育成长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是我们后代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尊敬和敬佩的人,他是个好父亲,我们作为红军的后代,父亲对我们教育和关心我们都很理解,我们也做到了在成长的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的进取,我们没有辜负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教育、培养,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高兴、自豪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