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播下革命火种——第六节:筹集粮食

1935年是四土地区稀有的丰年，正值开镰收割季节，红军长征抵达。红一、四方面军在北进、滞留和南下时均在境内筹集大量粮草。当地百姓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支援红军粮食达二百万斤以上。

一 制定筹粮政策和面临的困难

红军进入四土地区初期，严格执行总政治部6月25日在两河口发布的《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该通知规定“甲：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的向群众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所有的粮食拿一部分出来卖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去收集粮食。乙：收买粮食时一定要给足价钱。丙：群众仅有的很少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的同意不应强迫购买……戌！群众逃跑不在家时，购买他的粮食一定要找到邻近的群众同去，并将价付给邻近的群众，留信给逃跑的群众……”但时隔几日便发现该通知无法执行下去。藏族百姓几乎全部逃离，而且还坚壁清野，加之土司武装不断袭击骚乱，筹粮工作无法实施。7月3日，在卓克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筹粮工作作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点提出讨论。与会人员包括毛泽东在内均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日，总政治部也下达训令，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战斗关头，为着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克服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粮食困难，是具有严重的战略意义的任务。估计到前进路上粮食的更大困难和胡敌在松潘附近已经把粮食完全收集，和番人的坚壁清野，更必须决心用大力来克服粮食困难。各部队政治部必须发动连队用一切办法，如没收、搜山、收买等收集粮食。”

7月18日，红军总政治部下令收割民田里的麦子，作出具体规定：（一）各部队只有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依照总政治部所发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四）只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麦子及洋芋等。总政治部将此规定责成各级政治机关和指导员向给养和割麦人员详细传达、解释，并每天派出专门人员四处检查。时任红军总供给部长的林伯渠曾经说道：“筹粮与分粮，到了极紧张时……”从 6月25日以后的一个月内，林的帐目里没有任何粮食入帐。朱德也说过：“……村落和院宅被遗弃了，贮存的粮食被收藏或搬走了，牲口也被赶走了，周围根本没有可以买到或者可以从地主那里没收到的东西……不得不连二连三地派征粮队进山，去逐猎散游的牲畜。我们越往北走，给养情况就越发严重”。而林彪、聂荣臻所率的红一军团从 6月26日开始北进时就缺粮。”战士干部都吃不饱，腿没有劲，冲锋无力。”

粮食缺乏不仅削弱了战斗力，也大量增加非战斗员减员，甚至威协到红军的生存。各部不得不专门组织搜索队、征粮队投入收集粮食任务之中。搜山、挖窖、借贷、购买等都是筹集粮食中所采取的有效方法。

群众和土司头人的粮食大部都藏匿在山上，牛羊也放牧在山中。在此情况下，多采用搜山。搜山的原则首先要摸清土司头人的粮食或牛羊藏匿地，而后征用其一部分，尽量不侵犯群众的利益。另有大量粮食埋在地窖里、夹墙中或偏僻处。红军每到宿营地即派人挖窖，搜得可观粮食。如在没有人的房内筹到粮食，有时将钱放在存放粮食处，再写纸条说明情况；有时将钱交给当地喇嘛，但由于个别藏民在部队离开后，前往民房偷窃，给房主造成损失，因此各供给部印发借贷券作为钱币的替代品。其主要内容为因取粮食时主人已逃，钱不便交与谁人，特按所征粮食定出价格，以后如遇任何红军均可持此券前去换钱。购买方式主要用于后期筹粮。这时群众大都返乡。首先召开群众大会说明情况，取得群众同意，动员其帮助购买粮食，按价给钱。经过反复宣传鼓动，寺庙或群众自动捐助称为乐捐。赔偿价格则是群众回到村寨后，红军对前期征用粮食的家说明情况，并赔偿一部分价钱。另还有一种筹粮方式称为要求赔偿，是指红军在遭遇寺庙武装袭击后，造成人员伤亡，要求寺庙按死伤人数赔偿粮食。

二 前期筹粮情况

红军进入四土地区初期，当地群众由于受反动势力和土司头人的欺骗和恐吓。纷纷携带财物逃离，带不走的粮食和物品也藏匿起来，牛羊赶至山中。红军面对无粮可买，无人可寻的境地，面临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红军被迫采取非常手段如：挖窖、搜山等来缓解。

6月29日，萧锋所在的红一军团直属队行军至梭磨。“这里的村子较大，有二百多户居民，青稞麦子的长势较好。部队原地休息筹粮：……藏民躲的躲，逃的逃，把粮食都藏起来了。为此，大家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搞粮食，炮兵连司务长率战士挖到一个地窖，找到上百斤的腊肉和许多粮食。主人不在留下了借条。”消息传开，各连队纷纷仿效。各部队也派出搜山队到林中去猎逐散放的牛羊。原红十一团团长王平回忆：“部队没有吃的，不得不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然而仅靠挖窖、搜山筹集粮食只是杯水车薪，战士们无奈之下只能前往田里收割尚未成熟的青稞、麦子、甜菜、萝卜和洋芋来充饥。筹粮队也时常遭到土司武装、藏民的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红军被迫为粮食而战，甚至到了“买一头羊也要搭上一条人命”的地步。

本真乡（现马尔康镇）老人泽郎曾回忆道：“一天早晨，妇女独立团一个班的战士到大郎足沟内一片青稞地中抢收，被跟踪而至的数十人土司武装包围。正在奋力收割的女战士毫无察觉就被枪弹击中，牺牲在刚收割下来的青稞堆上，无一幸免。红九军某连战士在查北村挖洋芋时，遭遇藏民骑兵袭击，经过一阵激战，在牺牲数名战士后，被迫撤退，放弃成堆的粮食。原红四方面军战士宗国治曾说：“部队每天早上八点钟全体出动，到麦田里收割麦穗。我们没有任何工具，只得用手指甲将麦穗掐下来，用火将麦芒烧掉，用手搓出少得可怜的麦粒来，再用锅炒干，作行军的唯一食粮。采来的麦穗是作为行军用的，所以我们当时不敢吃，只有采能吃的野菜充饥……记得我们连在马塘山担任警戒时，打了一只野牛，全连每人都分了几两牛肉，我们班分了有一方尺大小，大家围了一堆火烤着吃……”时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工兵营指导员的郑光明在回忆录中写道：“工兵营从刷经寺出发，到梭磨去筹粮……到了磨子沟地头里，弄到不少，就用油布把粮食摊在地上晒。当大家准备把晒干的粮食装运走时，战士发觉已被土司武装包围。幸好发现及时撤得快，才没有伤亡，但辛辛苦苦弄来即将到手的粮食却丢掉了?

70至80斤粮食，翻山越岭走着崎岖的山路……从大藏寺运粮到卓克基、梭磨。那一带没有遇上敌人，也没有打仗，任务完成得较好……不久接到组织的通知，要我们去邓家桥、松岗等地筹集粮食，在松岗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驻在松岗时，我和战士黄秀英到邓家桥地里割麻打草鞋，途经邓家桥时遇见敌人哨兵，只好求助于附近村民，村民便卖了一背篓麻给我们……”

其中，面临粮食危机的不仅仅是红军，躲藏深山密林中村民所携带的粮食也几乎怠尽。他们既怕土司头人的命令不敢下山，又怕下山途中遭遇红军，只好趁夜色偷偷地潜入靠近山边的麦田里收割粮食背上山去。红军战士察觉后尽量给予方便。将山边的麦地留给藏民收割。有的地虽然收割干净，但战士们只背走一半，留一半堆在地里给其主人，有时甚至将留下的青稞、麦子、捆好、堆好，以方便其主要在夜间背走。

三 中后期筹粮情况

红军驻扎四土地区的中后期，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讲解，使当地群众充分了解其宗旨政策。人们不再恐惧害怕，纷纷回到家中。部分地区还在红军的帮助下，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和红色武装。苏维埃成员和各族群众积极售粮、献粮、帮助加工粮食，有力地支援红军，红军的筹粮工作有了较大改善。有的地方，红军一方面依靠苏维埃成员、通司向富豪家庭借粮，一方面动员群众售粮献粮。有的地方，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去收割土司头人的青稞和小麦，群众和红军各得一半。有的地方，庄稼的主人逃离未归，红军收割后，凡属土官、头人的庄稼，红军与主人各得一半；凡属普通藏民的，红军得三分之一。有的地方，苏维埃成员和游击队带领群众到深山岩洞去寻找发财人隐藏的粮食。

对于各族群众的支援，红军给予高度赞誉。长征时川陕省委委员谢兴华回忆道：“1936年春天，粮食问题很严重……马尔康一带的苏维埃成员、藏民们帮我们买了不少的牛羊和粮食。牛羊关了一条山沟，最少有几万头；粮食约有40万斤。四大坝的粮食多，糖萝卜也多，前前后后在那一带买的粮食有100万斤左右。”成都军区顾问组组长余洪远曾赞叹：“马尔康的百姓对红军的贡献很大。”红军长征时我率领几千人在那里筹集粮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卓克基乡苏维埃政府帮助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二七六团每位官兵筹到40至50斤青稞炒面。草登乡苏维埃政府动员尕秋里、代基、卡尔古一带百姓把粮食背到沙佐，斯尼村百姓又翻山越岭将粮食背到脚木足蒲市口。红四军在本真乡筹粮数月，仅在查北村就筹得粮食4万余斤、牦牛、犏牛180多头、骡马20余匹。红九军在脚木足孔龙共筹集粮食近8万斤。红军在草登斯尼村筹粮时，藏族妇女泽郎曾积极帮助筹粮和保管：“我一辈子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人，早上天刚麻麻亮，他们就去各个村子找粮食，晚上就把找到的粮食集中到代基和斯尼。我和一个断了左手的红军大姐负责保管斯尼的粮食和物资。我们保管成捆的枪和很多的粮食。临走时，红军首长把半包马茶、三斗青稞、三斗玉米和一件军大衣送给我，还要我给草登的百姓道谢。”党坝格尔威的藏族妇女可尔连•南康初也对帮红军背运粮食的事念念不忘：“我和村子里很多姐妹一起，帮红军背粮食，翻山越岭，路很难走，可是大家还是很高兴……。”

正是由于苏维埃政府和各族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给予红军无私支援才使得红军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和经济封锁，翻过雪山，走出草地，顺利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