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在四土地区的经历——第七节:曾中生之死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1925年入党，黄浦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后到苏联留学。1930年任鄂豫皖苏区特委兼军委主席，是鄂豫皖苏区的开创者之一。在军事上有过人之才，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总结经验，克敌制胜。在他的领导下，鄂豫皖红军很快发展壮大起来，他本人也在苏区享有崇高的威望。
1937年4月，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不久，为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红四军南下进攻蕲春、黄梅等地区。在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的指挥下，广大指战员勇猛战斗，一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攻克莫山、蕲水、罗田、广济县城，开辟以莫山为中心的大片红色区域。此时，张国焘下令硬攻长江沿岸的潜山、太湖、安庆等城市，欲将鄂豫皖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曾中生经反复考虑，感觉到攻打安广要经过宽阔的敌占区，而红四军虽取得一些胜利，但还不具备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如果冒险进攻，有可能把红军的力量消耗殆尽。于是他与徐向前、许继慎、周维炯等人商讨后，决定暂不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仍然带领部队在蕲水、黄冈、广济地区转战，并以书面形式将有关情况报知张国焘。张收信后勃然大怒，觉得曾中生未把他这个中央特派员放在眼里，自己很没有面子，立即以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给曾中生等人发去信函，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然而曾中生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不服张国焘家长式的统治，在率领部队返回途中，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会上大家对张国焘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随后曾中生起草了一封给中央的申诉信派人送往上海。不料，此事被张国焘察觉，立即下令免去曾中生的职务，另派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开展肃反运动。陈不等部队回到苏区，便开始大规模的逮捕。先后将许继慎、周维炯等人抓捕关押起来。9月底，部队到达百雀园后，张国焘亲自主持肃反。
白雀园肃反后不久，由于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反“围剿”中失利，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区转移。12月初，部队翻越秦岭后，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人开始酝酿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策略和措施。7日，在小河口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曾中生向张国焘递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大家也都建议停止转移，争取迅速创建新的根据地。面对大家的建议，张国焘表示接受，并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为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但正当红军在川北通南巴地区站稳脚跟，练兵运动也渐入高潮而根据地建立蓬勃开展之时，张国焘再次主持肃反运动。6月间，他秘密处死旷继勋、余笃三、舒玉章等人，逮捕朱光、王振华，斗争张琴秋，软禁曾中生。7月底，又以西北军委会主席的名义，免去曾中生西北军委参谋长职务。随后将曾中生移交保卫局拘禁。据徐向前回忆：“……有人告诉我，说曾中生被保卫局关起来了。我异常吃惊，赶紧去问陈昌浩：“这是怎么回事，中生同志也成反革命啦？陈很激动，说从苏联回来的余笃三、王振华、朱光、杨白、赵箴吾等，过去就和托派有联系，被共产国际开除或处分过，现在查清，他们都是混进党内的‘托陈取消派’。曾中生和他们仍在一起，搞非组织活动。他的问题严重，所以中央同意免他的职，进行审查。还警告说：“向前同志，你不了解情况，不要过问这些事……。”
不久，张国焘在通江召开领导机关党团活动分子会议，由陈昌浩报告肃反问题。中心内容是反对“托陈取消派与右派。”指明曾中生等人搞“阴谋活动”，是“反革命先锋”、“已投降敌人”，妄图“推翻党的领导”、“派侦探和敌人接头。”“右派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的活动。”号召大家“背靠背与敌人作殊死战，反对右派这种反革命组织作用。”除此之外，张国焘等人还罗织、强加给曾中生许多莫须有的罪状：如主张“红军不应离开鄂豫皖，应分放游击”是企图“让敌人来各个消灭我们”；西征途中，提出“到哪里去”的问题，主张“回鄂豫皖”，计划派人去中央反映情况是“根本取消革命，要我们向敌人投降，公开组织开小差”；议论和批评张国焘搞个人独裁、军阀投机、家长制度是以“反对个人来掩饰其反对革命，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提出“四川山大人稀”、“军阀太多”、“群众滑头不革命”、“红军不能创造赤区”理论，可是“事实打了中生的嘴巴，中生又想把狐狸尾巴夹起来，待时而动”；早在鄂豫皖时期，曾中生就是一个“立三主义者”，立三的“半托洛茨基的观点得到了贯于军事投机的曾中生的极端拥护，曾中生曾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
曾中生被捕后，审讯是由张国焘独立掌握，旁人不能过问。他在囚牢中，坚持同张国焘斗争，拒不写认罪悔过的自首书。
一 曾中生的主要功绩
早在川陕省委时，曾中生不仅积极主管地方工作，而且非常关心红军的作战和建设。他专门研究了川军的作战特点，写出《与川军作战要点》一文，供红军指战员学习。另在《准备活捉刘湘》中写道：“田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进攻红军，结果丢下来一万条枪、四个旅长、多个团长和成千成万的俘虏与军用品。刘湘又来了吗？好的！率性他带来的兵和将、枪和刀，一件一件的收下，还要不让逃脱了刘湘的一条狗命……以此激励大家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切实做好发展地方武装，扩红、瓦解敌军、扩大游击战争的工作，为争取更大的胜利而斗争。
在被张国焘囚禁后，仍然忍辱负重，以对革命无比忠诚的心境，写出《与“剿赤”军作战要决》、《游击战争要决》两篇著作。《与“剿赤”军作战要决》全书分纲要、敌我对比、红军注意事项、作战要领、特种战斗等部分，着重阐述了红军反“围剿”的战略战术问题。认为“反围剿”已成为一时代的特种战术，总结红军的经验，研究敌人对付红军的各种手段，有系统地练成反围剿的全国军事艺术以推动革命战争的胜利，至为必要。书中对敌军和红军从政治主张、民心向背、部队素质、战斗特点、内部关系、士气等方面，作了分析和对比，说明敌人力量虽大，但存在无法克服的种种致命矛盾，故立于根本必败的地位；红军虽然力量小，但具有优于敌人的诸多强点，能处处得到广大群众力量的帮助与拥护，只要不断发挥自己的长处，纠正自己的弱点，就一定能够发展壮大，战胜敌人。
著作中具体分析敌人“围剿”红军的主要战术有：围攻、封锁；分进合击、并进长追；重层配备、活动“搜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依凭碉楼、堡垒、城寨、前进工事；在各部队中挑抽编组新兵部队围剿；与我主力持久战，集结优予我数倍的力量进攻；利用地方反动武装，发动反革命游击战争；遇我脱离根据地，然后集结力量并进长追。而红军反围剿的主要战法则是：内线作战，各个击破；专击敌人联结点；前进包围，后进包围；专于抄击迂回；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专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围攻一点，消灭援兵；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消灭之；布置大的游击网；尽力发挥夜战的效果；突出外线的攻击。此外，著作中还详细介绍了红军进行山地、河川、居民地、森林及夜间战斗应采取的战术原则和注意事项。
《与“剿赤”军作战要决》和《游击战争要决》成书后，立即引起红军中大部分指挥员的侧目。张国焘阅读后，也深表佩服，批示道：“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本。”将它作为教材在四方面军中广泛流传，然而曾中生本人则一直没有恢复自由。
二 曾中生含冤曲死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被禁囚于四土境内卓克基的曾中生偶然得知会师消息，不禁泪如雨下，对人说道：“中央来了，我死不了了！”随即直接向张国焘提出要求释放并允许他向中央汇报情况，但被张断然拒绝。抱着求救希望，曾中生秘密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揭露张国焘的一些错误行为，申诉自己的冤情。他将信件托付给一位知心的战士，请他务必转交毛泽东。毛泽东阅读后，极为气愤。8月2日，在红四方面军驻地，毛泽东当面向张国焘陈述自己和周恩来等人要求释放曾中生的意见。张国焘回敬道：“这是四方面军的事。”毛泽东又说：“曾中生同志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也是中央派来的干部，对这样高级干部的处理，要慎重为好。”张国焘则不以为然，这次见面两人不欢而散。后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函张国焘，要求曾中生回中央述职。张国焘害怕曾中生揭露真相，遂扣压中央来信，不许曾中生和中央领导见面。8月中旬，张国焘指使亲信用中央首长接见的名义将曾中生骗至卓克基镇外树林中，用绳索将其勒死。事后，张对此事讳莫如深，甚至没有向徐向前、陈昌浩通报。对外声称：曾中生逃跑叛变了。1936年2月，为救出曾中生，党中央委托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要他务必保全曾中生、何柳华（廖承志）二人的生命安全，张国焘才不得不说出曾中生已经死亡。
对于曾中生逃跑叛变的说法，当时许多人都不相信。原独立师干部袁克服那时随保卫局行动。8月下旬，由马尔康向阿坝行进途中，袁克服巧遇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他对袁透露：“曾中生跑了，开了小差。”袁觉得奇怪，因为他知道曾中生在鄂豫皖苏区反第四次围剿时，指挥七里坪战斗，脚负重伤，担任西北军委参谋长时走路还一跛一拐的，怎么能跑呢？后来袁又遇到保卫局干部丁武选，打听曾中生的事，丁支吾地说：“大概是有人帮他跑的吧……”到了阿坝，见到周纯全，周严厉呵斥他说：“你还是那个老毛病，你要小心！”袁克服只能把疑问藏在心中。时常与曾中生接触的徐以新回忆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生同志说：‘这一下我可死不了了’。这话传到张国焘的耳里，把张吓了一跳。因为中生对张国焘从头到尾的情况都知道，他向中央一告状，张国焘就被动了。那时张国焘正准备分裂党、分裂红军，所以张国焘听到曾中生讲的那句话，就把他搞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