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在四土地区的经历——第六节：朱德等人与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沙窝会议后，朱德奉命调往四方面军与张国焘共事。随后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军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此时，中央根据实际情况，致电朱德、张国焘，决定改变原定经阿坝北上的方案，提出从班佑北上。但是，张国焘回到毛儿盖后，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坚持其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地区西进的主张。8月20日，党中央在毛儿盖索花寺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并电告张国焘、朱德，对于党中央这一决定，朱德表示完全拥护和坚决执行，当即率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达到黄河上游的噶曲，恰逢此时，噶曲河因雨上涨，张国焘以此为借口，拒不率军北上，主张返回阿坝。张国焘的这一决定，立即遭到朱德和刘伯承的反对，二人均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指出：左路军不能仗着人多枪多就搞分裂，擅自行动，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指挥。为此，朱、张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执。当晚，张国焘突然采取行动，带着特务营包围朱德的司令部，将朱德和刘伯承软禁起来，并对其反复游说，企图拉拢朱德等人随其南下。最后强令朱德：必须公开谴责毛泽东，断绝同毛泽东的一切关系；必须公开谴责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与毛儿盖会议划清界限。朱德反驳道：“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议，我是举手赞成的。我不能反对它！”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朱毛、朱毛，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

9月9日，背着朱德、背着党中央，张国焘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和一方面军随其南下，“彻底开展党内的斗争”，危害党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党中央果断连夜率领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一部迅速北上。张国焘于12月亲拟电致一、三军领导人声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悔之无及”，要一、三军“速回”，“南下首先赤化四川。”并要求朱德在电文上签字，被断然拒绝。

此时的朱德面临困难的选择：要么立即脱离张国焘单独北上，或率留在四方面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寻机北上，这样虽有一定的风险，但可以早日回到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队伍里；要么继续与南下的部队在一起，并设法把南下部队引向重新北上的道路。经过深思熟虑，朱德选择后者。他认为南下部队有约8万人，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是党在领导鄂豫根据地、陕川根据地的斗争中艰苦创建起来的，不能弃之不顾。他相信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都是革命的，搞分裂活动只是极少数人，一旦通过实践认识到分裂主义的错误就会拥护党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实现与党中央会合。

在张国焘的眼里，朱德是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最大障碍。于是，从噶曲河折回阿坝后，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集中火力围攻朱德对他进行残酷的斗争和迫害。他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求他撰写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文章，被坚决拒绝。随后不让朱德参加会议，不允许朱德看电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大肆攻击党中央，要朱德公开表态发表声明或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同毛泽东等人划清界线。朱德旗帜鲜明地回答：“红军的行动必须按照党中央的决议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并举了手的，我绝不能反对自己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我是红军总司令，党中央和军委派我带领左路军。现在你们不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硬要南下，我只好跟着你们。你们到哪里，我也到哪里，我一定要执行党中央、军委交给我的任务，带领左路军北上。”说罢，他还做起张国焘的思想工作，劝他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敌当前，要讲团结，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阿坝会议没能使朱德屈服。张国焘仍不善罢甘休，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小会议，不断攻击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仍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不断给朱德施加压力，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而朱德始终维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人，不管自己受多大委屈，原则问题决不让步。从阿坝回师松岗途中，张国焘将朱德和刘伯承调离司令部，将二人分离开来。把朱德安排到前线部队，跟着军部行军，将 朱德 夫人康克清从朱德身边调走，甚而搞走朱德的座骑。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土境内的卓木碉（现脚木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并作出“组织决议”，宣布“开除”毛泽东等人的中共中央委员职务和党籍，并下令通辑。在张国焘的一再煽动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会议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坚决反对。坚持全党只有一个党中央，就是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绝不能有两个中央。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道：“张国焘公开和中央分裂后……在卓木碉，他终于奸心毕露，公然进行叛党反党活动，宣布成立第二中央，自己担任主席。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毛主席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张国焘要他发表宣言反对中央，他不但严辞拒绝，而且耐心地向广大指战员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张国焘对朱德恨之入骨，但慑于朱德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他也不敢冒然下毒手加害朱德。

对于分裂活动，朱德既讲斗争，又讲团结，并以团结为重，把问题作为内部矛盾来解决，防止矛盾激化作无代价的牺牲。张国焘的行为，在五、九军团的指战员中，引起强烈的不满。有人提出要“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和党中央去。”有人甚至激愤地说：“如果他张国焘阻拦我们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北上的命令，我们就跟他们干！”朱德总是耐心地教育大家要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政策。他说：“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北上抗日了，走出大草地打了大胜仗，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我们迟早要走上这条路线的。毛主席早就指出，南下是绝路。无论从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来说，都是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可是有人却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才是革命。孰是孰非，本来是很清楚的，将来会越来越清楚。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他还强调：“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是要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了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朱德还利用一切机会，找四方面军的干部谈话，宣传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也愿意前往探望朱德，借此表达对朱德的崇敬和对张国焘的抗议。对此，张国焘又恨又怕，更加紧迫害打击朱德。当时在朱德身边工作的贾守仁回忆道：“从此以后，张国焘对总司令的蓄意刁难和政治迫害，愈演愈烈了。他们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攻击和排挤朱总司令，对总司令封锁消息，文件不让看，会议不让参加，事务不让过问，甚至连行动也受到限制。有一段时间，他们实际上把朱总司令变相撤了职。”不仅如此，张国焘还断了朱德等人的供给，一连几天不让朱德身边的工作人员打饭，气得战士们要他们干起来，朱德耐心教育大家：“千万不要做自己打自己的蠢事。”并写了字条派人前往红三十二军求助，罗炳辉军长立即送来一些给养，才解了燃眉之急。

不仅如此，张国焘还对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实行所谓改造，强行改编。对四方面军中拥护党中央、亲近朱德的干部也实行“纪律制裁”和“无情打击。”

建国后，朱德回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时说：“我们当时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呢？坚持吧。我们还有五、九军团和刘伯承同志，反对张国焘。张国焘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面有些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

刘伯承在阿坝会议后被剥夺了职务，张国焘将其软禁。刘伯承以教授交通队打骑兵、放排哨度时，随时面临着张国焘的毒害。卓木碉会议后，张国焘找到刘伯承，做最后的劝降：“我们的中央成立了，你是同意，军委委员有一个。否则，就不行。”刘伯承回答道：“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张国焘怒气冲冲地说：“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马上办交代！”刘伯承交代完了工作，离开红军总部，到红军大学任校长。

三十军参谋长彭绍辉是从原一方面军六军团调到四方面军三十军工作，是位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被打残右臂的独臂将军。得到南下命令后，驻留在卓木碉的他怎么也想不通，就写信给朱德，陈述自己的意见。不想信件被张国焘部下扣留，张大怒，立即将彭绍辉找来谈话。一进门，立即被人围攻。围攻者一边殴打一边厉声问道：“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对张主席？”并拔出枪顶在彭绍辉的胸前。朱德见此情景，立即上前把枪夺下来，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这样谈话怎么行呢？”由于朱德的干预，彭绍辉才逃过一劫。

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得知张国焘分裂红军，向南退却的消息后，表示坚决反对。立即被撤销职务，调到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教育科长。郭天民毫不畏惧，仍然不顾张国焘的严密监视和威胁，利用一切机会，打听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的动向，宣传红军北上是唯一出路，揭露张国焘反党行为。张国焘恼羞成怒，竟然要将其处决，幸被朱德及时干预，才未受害。

总司令的侦察科长胡底，因为骂张国焘是“军阀”、“法西斯”，被强安“日本天津屯军德日派来的侦探”罪名而逮捕，最终被毒死。红九军参谋长陈伯钧因不满分裂主义，向张国焘陈述意见，被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