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在四土地区的经历——卓木碉会议

早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方针贯彻伊始，张国焘就开展了一系列违背党性原则的活动。他通过两河口会议期间的见闻，认为一方面军疲劳过甚、精神不振，实力消耗过大，军容、纪律也不能和四方面军相比；认为中央犯了错误，难以正确领导红军。加之个人野心急剧膨胀，坚持其自由退却的思想。

1935年6月29日，张国焘致电中革军委，同意攻打松潘，但强调敌情、地形、给养等方面的困难，提出“分兵作战”。同时，开始一系列宗派主义活动。7月初，中央慰问团前往四方面军驻地慰问并传达两河口会议决议。张国焘却对慰问团进行封锁，以阻隔中央同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联系。7月9日，在张的策动下，部分人以“川陕省委”名义致电党中央：“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在给中央施加压力的同时，张国焘还大肆在四方面军中丑化中央，轻视、谩骂中央，在供给上也百般刁难，认为中央退却逃跑，腐化、怕飞机。加之中央机关个别领导对四方面军颇有微词：指责其存在军阀主义、土匪作风等，引起四方面军中部分指战员的反感，这正给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他甚至利用领导人地位，压制军内对他的不满，进行打击迫害。

8月上旬，红军各部均按《夏洮战役计划》行动。20日前后，左路军大部抵达阿坝，张国焘重弹南下老调，拒不率队到若尔盖巴西同中央及右路军会合，并且命令马尔康一带的部队原地待命。

9月，中央排除干扰，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离开巴西北上后，张国焘便公开其分裂红军、分裂党的活动。

为抬高自己，打击中央，张国焘以总政治部、总司令部党总支部等名义，召开“阿坝会议”、“党团大会”、“干部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大肆鼓吹“反对逃跑主义及向南行动”等论调。全力向部队灌输反对“中央政治局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和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等思想，在部队中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的鼓动口号，以期在指战员中造成广泛的影响。同时，迅速在各军中深入传达《阿坝会议决议》，残酷迫害拥护党中央和反对南下的干部。

9月15日和17日，张国焘先后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分驻在阿坝的左路军及巴西的右路军第四军、三十军接到命令后掉头南返，再过草地。

9月下旬和10月上旬，上述部队先后进入四土境内的脚木足孔龙、白莎、卓克基、松岗等地集结。此时，张国焘通过9月以来的一系列会议和各种活动，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匆匆地完成另立中央的准备工作。

10月5日晚，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的白莎喇嘛庙内，张国焘主持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即“卓木碉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周纯全、曾传六、傅钟、李特、余天云、刘志坚、王树声、黄超、方强等军以上干部四、五十人。

会议气氛被张国焘的支持者渲染得异常隆重和热烈。喇嘛庙大殿的门柱上张贴着“反对毛周张博右倾逃跑，学习列宁重建共产国际”的对联，让前来参加会议的干部摸不着头脑，围在那里议论猜测。就连对诗文较有研究的朱德也只能弄懂上联的意思，而对于下联琢磨良久也不知所云。走在朱德身后的刘伯承低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朱德答复：“不明白，反正是凶多吉少。”

大殿正中并排放着几张桌子，张国焘一反常态，早早端坐在中间，满脸喜色，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弓着腰用居高临下的目光望着与会者。待与会人员到齐后，张国焘用极其郑重的语调说：“今天开个重要会议，我先作一个报告，然后大家再说意见。”

首先由陈昌浩汇报在毛儿盖的一切事情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经寺后，他与徐向前和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能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人北逃行动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接着张国焘开始他的具有较大盅惑人心、欺骗性的报告《反对北逃路线，发扬列宁重建第三国际的精神》，集中批判中共中央的“逃跑主义路线”，然后又自吹南下路线的正确性，说道：“毛泽东的北逃路线是自取灭亡的路线，那里气候严寒，粮食缺乏，还有胡宗南、张学良、马家军的几十万人马拦截，不出三个月，北逃的红军就会全军覆没，毛泽东将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罪人……”他边讲边注视周围人们的反应，在讲到南下时，又说：“我张国焘决心带领红军南下是从革命的战略高度考虑的。现在川敌畏我如虎，四川起码有大米吃，不要再过连青稞也吃不饱的日子。我们马上就要占领四川，并且从四川向全国发展。这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要领导这样的大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的领导。”讲到这里，他的语气更加严厉，逐个审视到会人员，眼光如锋利的匕首，像要剖开每个人的胸膛，看看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一字一字地说：“你们听说过第二国际么？”

张国焘话音刚落，立即有人表示支持，七嘴八舌地说：“坚决拥护张主席的报告！反对北上逃跑主义路线！”张国焘不耐烦地摆摆手道：“你们不要乱嚷，请朱总司令先讲！”由于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大家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对中央有极大意见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示支持。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见朱德不吭声，张国焘于是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级干部发言。该干部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一些具体事例，情绪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高潮。这时张国焘又督促朱德：“总司令不要摆架子么，大家都等你发言呢？”此时，朱德已决心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说：“今天开这个会我没有思想准备，既然总政委要我讲，我就讲讲自己的意见。共产党员么，要讲真话，因为讲真话对革命有好处。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是个整体。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分裂了不好，又要搞一个中央更不好。我不能反对中央，在遵义会议上我是举过手的。我赞成中央北上的方针。”这时张国焘突然插话：“老朱，你不要糊涂?“刘伯承对张国焘的蛮横态度很反感，直截了当地说：“我拥护中共北上的方针和毛泽东的路线。中央毛儿盖会议的决议我双手赞成！”这时，张国焘的紧密跟随者黄超突然从腰间掏出手枪，对着刘伯承。见此情景，刘伯承镇静地说：你不知道枪口对人是违反训练教程的么？”张国焘也觉得黄超的做法太过露骨，就训斥道：“快收起来，这是什么地方？还摆弄枪!”

随后，黄超、何畏等人陆续发言。何畏带头谩骂朱德为“老顽固”、“老不死”，黄超也谩骂刘伯承是“该杀的”。他们对张国焘则大力恭维，竭力表白自己“坚决拥护张主席。”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则指责张国焘说：“在中央苏区曾召开苏维埃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央政府，你又另立一个中央，这算个啥？这不是跟中央闹对立，搞分裂吗？”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未表示支持张国焘。会后，徐向前还明确向张国焘表示不赞成其作法，指出党内的分歧，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辑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要加强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被敌人知道了没有好处。

虽然遭到朱德等人的抵制，会议还是强行作出《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将朱德、刘伯承、董振堂、罗炳辉、邵式平等人列入“临时中央”。该决议的主要内容为“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浦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辑。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二、以任弼时，陈铁铮、陈绍禹、项英、陈云、曾洪易、朱阿根、关向应、李立三、夏曦、朱德、张国焘、周纯全、陈昌浩、徐向前、陈毅、李先念、何畏、傅钟、何长工、李维汉、曾传六、王树声、周光坦、黄苏、罗炳辉、吴焕先、高敬亭、曾山、王震、李卓然、彭德怀、徐彦刚、罗志明、肖克、刘英、郑义斋、林彪组成中央委员会。三、以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组成中央政治局，何长工、傅钟为候补委员。同时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组成中央书记处。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成军事委员会，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

张国焘炮制“中央委员会”名单，费了不少心机。首先要建立一个能让共产国际承认的“正统”中央，因此尽可能地把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排在前面。但江苏省委书记朱阿根、原闽浙赣苏区特派员曾洪易已被国民党逮捕，叛变了革命；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因为在洪湖苏区肃反中大量杀人，在1934年5月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并被撤职；原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在坚持斗争失败后于1935年9月被敌人杀害。由于消息闭塞，张国焘将他们也列入名单。

卓木碉会议后，由黄超作的会议纪要，辗转数人，最终由原红军文工团团长李伯钊（ 杨尚昆 夫人）交于中央。

1936年1月22日，中央在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日益膨胀的权欲，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逐步将与党中央在战略方针的分歧发展激化到政治、组织上的对立；从抗拒中央指令，命令四方面军南下到公开成立第二中央。卓木碉会议成为张国焘走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远一步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