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在四土地区的经历——红四方面军往返滞留四土地区

第一节       红四方面军在四土地区的经历

1935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由理县薛城出发，经杂谷脑、夹壁等地向四土境内的马塘开进。下旬初，八十九师师长洪柴儒率二六七团，翻越海拨4600米的鹧鸪山，在距马塘18里处的可尔朗遭遇康猫寺日头喇嘛所率寺院僧众及土兵阻击。但因土兵缺乏训练，相持不久，便溃逃康猫寺内，二六七团旋即占领马塘。

6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军、三十二军从理县胆杆尽头寨出发，进入四土地区，散集于马塘、梭磨、卓克基一线。

第二节        北上与南下之争（续）

由于长征中军事问题始终是压倒一切的紧迫问题，因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从遵义会议以来一直认为清算过去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时机不成熟。从革命大局出发，拒绝张国焘提出的解决政治路线的要求，仍维持遵义会议对此问题所作结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的错误。此错误已由遵义会议所纠正。

当红军各部均按《夏洮战役计划》部署，作好北上准备时，张国焘却借口“政治路线”尚未解决，按兵不动，将四方面军大部滞留于卓克基、梭磨等地，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而此时，左路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五、九军团集结于卓克基、马塘、梭磨一线，就地整训、筹粮，已作好北上准备。

一沙窝会议对驻扎四土地区红军的影响

在获悉张国焘的建议后，党中央以张闻天的名义发出会议通知，并于8月6日在毛儿盖十八寨之一的沙窝寨（即今松潘县下八寨乡血洛寨）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和博古参加会议。会议有两项议程：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案；解决组织问题。首先由张闻天作《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的报告，继续强调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方针，并指出向西北地区发展的可能。在讨论时，张国焘继续坚持己见，为其行为辨解，对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提出种种指责。在大多数到会人员的说服下，张国焘不得不表示同意党中央的意见。会议最终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会后，中革军委对左、右两路军也作了新的调整；右路军由党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向东到班佑地区，会合右路军，向甘南前进。

7日，左路军先头团七十四团按预定部署攻占大藏寺。此时，左路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五军、九军二十五师等部在马尔康、马塘、大藏一带集结；三十二军九十一师驻理番至卓克基线；三十二军驻马尔康至松岗线；九军二十七师驻党坝、抚边线；三十三军在耿达、草坡至理番一带；三十二军驻马尔康至松岗线；九军二十七师驻党坝、抚边线；三十三军在耿达、草坡至理番一带；三十军二六二团驻梭磨。其中：驻守党坝一带七十四团与尾追而至的川康军余松琳旅一部、绥靖游击司令杜铁樵所率土匪武装发生较小战事。

右路军主力也在黑水、毛儿盖地区作好越过草地的准备。8月10日，前敌总指挥部制定《右路军行动计划》：“在攻取夏河的北上运动中，在包座、班佑、撒路三角地域，有与胡敌一部遭遇的可能，应以有力之先遇兵团向这一带前进并控制之，以掩护右路军北上……分为三个梯队，采取阶梯队形，交互掩护，缩短长经，蝉联北进……”

按《夏洮战役计划》规定红军第二纵队在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周纯全率领下，担负全军的后卫警戒任务，并在杂谷脑、卓克基为中心的后方地区从事打反动、争番民、组织游击队、运输物资、转移伤员、筹集粮食及赶制军需品等后方事务。在后卫一方面，红军总司令部部署东面和南面两条防线。东面防线以红三十三军在卧龙以北的岷江西岸向东警戒，以四军二十九、三十四、三十五等团在岷江东岸的渭门至镇坪、桦子岭一带向东、北警戒；南面防线则以九军一部守抚边至党坝线向南及大金川以西防御。8月上旬，东南两线红军开始作有计划的收缩。8月18日后，驻理番境内的红九十九师二九五、二九七团开始执行阻击东面川军的进攻，掩护理番境内后方机关向卓克基、马塘一带转移。8月30日，红军总司令部电令第二纵队司令员倪志亮、政委周纯全率队适时北移，以达到“左路军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之目的，”并令“二十七师以一个团留木城、梦笔山、纳脚沟一带钳制敌人，抽出七十九团开梭磨、卓克基、马尔康一带。”并具体拟定二纵各部向北开进的时间、路线。

但张国焘回到毛儿盖后，又召开四方面军以上干部会议，公开反对沙窝会议的决议，再次提出西出阿坝，向青海、甘肃北部等偏远地区退却的主张。8月15日，党中央电告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同时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有关以主力攻击阿坝、向北探进的决定，强调“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日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但张国焘仍置中央指示不顾，仍于当日率左路军主力向阿坝进发，以期造成北打阿坝的既成事实，行其西出甘边、青海的意图。左路军大部由卓克基出发，进大郎足沟经大藏寺，翻越卡尔古山向阿坝进发。左路军三十二军等部在倪志亮、周纯全统领下，仍滞留于松岗、孟沽、卓克基一线，作全军后卫，就地筹粮、整训、开展群众工作，作好北上准备。

随后各部均按计划行动。左路军以第二纵队为一路：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从康猫寺出发经龙日坝向阿坝进发，当该部先遣队进至档格哈里玛山西南约30里地时，遭遇麦桑司令杨俊扎西所率2000余土骑兵阻击。红军较少与骑兵发生战事，缺乏相关经验，交锋初期伤亡惨重。出战不利，被迫回撤。稍后由于后续部队增援，才将土骑兵击退，转进至四寨一线。另一路九军二十五师和五军从马尔康的大藏寺出发，翻越安德山，进占四寨，得以同九十三师会合。8月19日，左路军进占查理寺。同时，董振堂率五军由查理寺向班佑探索前进，第二纵队留守以卓克基为中心的后方。

8月18日，陈昌浩、徐向前电告张国焘：“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次日，张国焘回电，以“财粮策源”“多辟北进路”“后方根据”为由，提出“阿坝仍需取得”拒不引兵东进。并强辩“事实上右路军和左路军联络困难，左路若不向阿坝攻击，将无粮并多有番骑扰害。”

二 毛儿盖索花会议与左路军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索花喇嘛寺内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将两河口会议提出的“首先夺取松潘，占领松潘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苏区，明确地改为“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并强调：“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电告张国焘，并特别指出：“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另遣支队向黄河以西发展。这一方针是估计到政治、军事、经济、民众各种条件而决定的。而目前为我们主观力量能够执行的。”“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伺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断不宜以右路突出黑错、旧城，致失先机之利。”同日，徐向前、陈昌浩再次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靠拢，并敦促左路军北上。29日，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制定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岷州间打出去。同日，陈昌浩第三次致电张国焘，通报过草地的路线和准备进行包座之战的计划，再次催促道：“左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灭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左路宜很快向此方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

接到电报后，张国焘于8月30日致电倪志亮、周纯全“我左路军以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之目的。”命令9军为第一梯队，向班佑前进，后方部队的主力为第二梯队，于9月12日到查理寺集中，准备向班佑前进，但仍旧坚持“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将来政治部亦往阿坝大大开展工作，使阿坝成为苏区一部。”

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联名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电报根据新的敌情，对红军迅速向前发展的有利因素作了具体说明。指出：薛部主力尚在平武、广元、昭化线，而且其主力纵队被红二、六军团调动；胡部绕道开往西固，行程近千里，且其欲待薛岳到松潘、南坪接防后，方能开进；于学忠仅有一部在两当、徽县设防；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带虽有唐维源十二师、鲁大昌十四师，但碉堡未成，也较空隙。从下包座地区去岷州只有6天路程，而且路宽、房多、粮足。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一、三军控制罗达（今甘肃省迭部县洛大）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待左路军到达后，以两个支队分向南坪、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须争取胜利。同时商定：四军三十一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担负接应左路军的任务。时值国民党军队在甘南部署未周，特别是在甘南地区，敌军实力相对弱小，正是红军乘隙挺进的绝好时机。但是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却犹豫徘徊，使右路军被迫在班佑至俄界线坐等一旬之期，延误战机。9月3日，左路军进至葛曲河（白河）畔，因雨季洪水上涨，张国焘借此为由，率部西返。为了弄清葛曲河涨水的真相，朱德派身边的警卫员潘开元去探测河水的深浅。潘开元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葛曲河离班佑很近，只要走三、五天的路程就可以与毛主席、党中央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部队过不去，在葛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站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趟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可是，一天、二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同时，张国焘致电党中央，明确反对北上，并重新部署行军计划，称：“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须即决即行。”

张国焘要求南下的错误主张和行为，当然为党中央所不能接受。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右路军前锋一军团于9月4日从巴西出发北上，5日到达俄界。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和四军、三十军在巴西，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同前敌指挥部在一处；周恩来、王稼祥同三军团驻在距离前敌总指挥部15里处。为了争取张国焘率队北上，毛泽东等人同陈昌浩、徐向前等人进行多次商讨。

9月5日，张国焘致电倪志亮、周纯全，命令正欲北上的第二纵队前沿各部在巩固阵地的同时“伸前游击”，其余部队就地筹粮待命。这使左路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人非常气愤，朱德当即指出：“北上是中央经过几次讨论后决定的，怎么好又推翻呢？现在中央和右路军已经过了草地。我们又怎么能让他们返回呢？刘伯承也认为：“河水虽然涨了，但有些地方河面宽，水并不深，部队渡河没有多大问题。即使过不了河，我们可以稍停一下，等水退后再渡。”徐向前也认为张国焘的理由不成立：“四方面军有一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张国焘全然不理会这些意见，说：“目前不是我们要不要北上的问题，而是中共和右路军应该回师南下的问题。”不仅再次拒绝党中央催其北上，甚而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二人率领右路军南返。接到电报的陈昌浩心急如焚，他知道再这样争论不下，北上的道路将被国民党军队堵住，将置部队于危境。8日9时回电张国焘，请求改变南下策略。但此时，张国焘不会再改变决策，他已经向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下达了命令：九十一师2个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三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潘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随后，正式下达右路军南下的命令。

党中央的北上与张国焘的南下之争，发展到针锋相对的地步。是何原因导致张国焘一再坚持南下政策的呢？“……即使左路军费了一切力量去会合右路军，而又不能战胜敌人，在洮河黄河间敌人更容易封锁……如果经过十天草地，掉队每团以二、三百人计，必定要减员七千人。而上万数病号丢掉了，皮衣没有，打骑兵没准备，飞机易活动，政治纪律不好，回人不易解决，如拖到陕北，红军可以拖成小游击队。虽然地方宽大，而天寒人少等条件，前进困难。”这一段话反映了他当时的真实思想，他认为北上是凶多吉少，对于荒凉的陕北地区更不感兴趣。他要么留在西康，建立川康根据地；要么南下回四川。因为红四方面军战士中四川人居多，大都愿意“耍回马枪”打回老家去。

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再次致电请示张国焘是否执行北上政策。张国焘当即复电，命令二人率右路军南下。当晚，党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开非正式会议，再次要求张国焘及左路军执行北上政策。电报称：“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地形有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我攻击，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阿坝直至觉宁均为少数民族，北面被封锁无战略退路。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键，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思考决定……。”9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党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与此同时，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鉴于张国焘一再违抗党中央的指示，坚持南下，陈昌浩也改变初衷，支持张国焘，加上当时变化很快的敌情，党中央决定执行8日非正式会议所决定的“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的方针。10日凌晨，以“上山打粮”为由，党中央排除干扰率领一、三军团、红军大学和军委纵队一部约万人悄然北上。随即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具体分析道：南下进入雪山草地的少数民族区域，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堡垒线已构成，南下不能达到四川，只能去西康、西藏。南下只能挨饿受冻，白白牺牲生命，是绝路！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红军指战员应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当张国焘得知党中央秘密北上后，大骂不止：“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制造分裂。”并要求一、三军团回头接受陈昌浩的领导。

11日，党中央到达俄界，会合了在此等候已久的红一军。又一次电令张国焘，率军向班佑、巴西开进。次日，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会议还着重讨论了北上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点名批评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重大错误，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意见，毛泽东等人明确表示反对。同日，张国焘得知有关情况，怒不可遏，直接致电一、三军团：“望速归来”，称北上“战士无棉衣，不拖死也会冻死。”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继续北上，夺腊子口、占哈达铺、攻榜罗镇、经通渭地区、翻六盘山于11月19日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同月29日与徐海东、刘志丹所率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而四军、三十军则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下走上与其相反的南下道路，艰难地二过草地与左路军会合，驻懋功、松岗、脚木足一线。